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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一民:张謇如何打造“第一城”?
作者:罗氏传媒  更新时间:2021-7-19 16:05:44 阅读:

罗一民:张謇如何打造“第一城”?

2021-07-19 15:31 来源:澎湃新闻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7月18日,上海奉贤区举办“2021贤商大会”。

会议期间,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苏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罗一民作了题为《张謇如何打造“第一城”?》的专题报告。从什么是“中国近代第一城”、张謇如何打造第一城和“第一城”的价值何在三个角度重点解读了张謇对南通乃至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

张謇凭一己之力,将他的家乡南通从一个不起眼的闭塞小县,建设成为举世瞩目的、在当时中国具有一流现代化水准的明星城市,即现在所说的“中国近代第一城”。遍观古今中外,卓有成效的优秀企业家数不胜数,腰缠万贯、甚至富可敌国的企业家也为数不少,但只手打造同时代最先进城市的,恐怕唯有张謇一人。

什么是“中国近代第一城”?

何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按照两院院士、建筑学界泰斗吴良镛老先生的说法就是:“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产物,它不同于租界,商埠或列强占领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是中国人基于中国理念,比较自觉的、有一定创造性、通过较为全面的规划、建设、经营的第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这是他发表于2003年第六期《清华大学学报》一篇文章中讲的话。这个观点较为新颖独特,也较为严谨,至今仍可看作是对“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权威论述。

关于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话题,首先源于笔者与吴老先生的一次交谈。

2002年7月26日,年届八十的吴先生第一次来南通。他曾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城市建设篇的主编,在有关城市建设的条目里,他多次提到张謇及其所创建的城市,但从未来过南通。这次是应南通市政府及文化局之邀,来南通主持南通博物苑新馆设计,以迎接张謇创办的博物苑百年庆典。来南通的当天,因过江轮渡受阻,晚上九点多才到市区,他未及入住,便急切地赶往博物苑查看。第二天一早,他再次来到博物苑,仔细听取工作人员讲解,并不时提问讨论。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查看了南通老城区和张謇创办的纱厂老厂区,并登上了张謇时期的标志性建筑钟楼,遥望长江和整个南通城。

在中午吃饭前,我与吴良镛先生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我向他介绍了张謇当年创立了许多中国近代第一:包括第一家公共博物馆,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戏曲学校,第一所聋哑人学校,第一座农业气象台,第一条民建公路,第一个民办公共公园等。吴先生听后微笑而又认真地说道,“你说了这么多第一,不如就叫‘中国近代第一城’。”我听后先是吃了一惊,随即觉得很有道理,便围绕“第一城”的概念与吴先生深入探讨。事后,我觉得“中国近代第一城”概念的提出,不仅对定位张謇时期南通历史状态,而且对挖掘和弘扬张謇精神都十分有意义,马上让有关部门组织对“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研讨和宣传。吴先生在那篇文章中还进一步阐述说:“2002年8月(应为7月),我来南通第一次调查,在与罗一民市长晤面时,提出了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初步推论,这只是当时我根据有限的历史知识的‘大胆假设’,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小心的求证’,我目前的基本认识如下:

1、南通与西方同时代的城市对比。如果把张謇(1853-1926)与差不多同时期的近代城市规划先驱者,英国人霍华德(1850-1928)相并论,两者有共同之点,即都是近代城市史的人物,都致力于城市发展,改善市民生活。霍氏是经营‘田园城市’,探索社会改革的道路;张謇经营南通进行系列的城市建设,探索地方自治途径,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在思想上、历史条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张謇建设的南通与霍华德所经营的新城时间相若,途径并不一致,在内容与规模上竟能互相媲美,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2、南通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城市发展对比。与同时期国内外城市建设大事单项相比,南通未必都是最早的,规模未必是最大的,更不一定有多少‘之最’,重要的是一系列建设事业与实施能在一个地区有大致规划的,较为集中地“建设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一个封闭的县城开始过渡到现代城市(并被称为‘模范县’),不能不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通城市及其地区的规划、建设、管理、经营的整体性、关联性、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是其他城市难以比肩的,意义重大。

吴先生还认为,张謇“地方自治”政治主张追求的是“整体的社会改良”,尽管具有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色彩,但他却以极为严肃认真的态度身体笃行,完成了不少事业,南通城市建设种种亦属这一宏大思想下的产物。张謇奉行的是广义的规划建设观,其规划思想是根植于社会之规划。

总之,南通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最早自主建设和全面经营的城市典范,因其起始早、功能全、理念新、实践意义强,所以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

那么,根据吴先生关于张謇的城市规划建设是广义的、整体的“社会改良”的规划建设思想的论述,南通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在当时有哪些是领先一般城市、走在时代前列的呢?借用今天的“五位一体”的概念,概括地说,南通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方面,均独有建树,名列前茅。 

在政治建设方面,张謇充分利用中央政府关于地方自治的政策,于1908年破天荒地发动民众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以下“议会”——通州议事会,并亲任议长。议事会及随后的地方自治会成立后,设立了测绘局、调查户口事务所、法政讲习所、清查公款公产事务所等一系列“准政府”机构,干了许多“州官”应该干的事儿。他还建立了商会、农会、慈善会、长江保坍会等各种社会团体,发动各方共同参与地方治理。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还建立了维护治安的警卫队,花钱改造政府的监狱、驻军营房,建妓女改造所和戒毒所等。

在经济建设方面,张謇从创办大生纱厂开始,由工业到农业(盐垦、种植),到生活服务业(商业、旅馆、房地产开发)到物流运输(大达轮船公司、汽车公司,十六铺码头),到金融保险(淮海实业银行、保险公司)等,甚至还与比利时合资兴办中比航业公司及专事对外贸易的新通贸易公司。他创立的南通绣品公司还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设立分公司,经营刺绣工艺品。他在逐步建立起全国最大的产业资本集团的同时,全面地促进了南通经济现代化建设。当时的南通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在中小城市中首屈一指。中国海关“一把手”诺德(英国人)每十年就出一份分析中国经济状况的《海关十年报告》,连续三次(30年)仅举上海和南通两个城市为案例。他说:“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靠中国人自力建设的城市,这是耐人寻味的典型。”“所有愿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将来作公正、准确估计的外国人,理应到那里去参观游览一下。”

在社会建设方面,张謇在加强社会管理、改善社会风气的同时,大力创办现代化的社会公共事业和社会保障体系。1913年办大聪电话公司,建成南通市内电话网络。1916年开始建唐家闸公园和市区东、西、南、北、中五座公园,是我国最早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园林。1917年办通明电气公司,形成从唐家闸到中心城区的供电布局。1917年成立南通公共汽车公司,公共汽车在港闸、城区等多条公路上运行。

张謇在南通创办的社会保障项目主要有:1906年创办的新育婴堂,1912年创办的南通医院,1913年在他60岁生日之际,用所得寿礼贺金创办的养老院,1914年创办的贫民工场及济良所,1916年创办的残废院及栖流所。

在文化建设方面,张謇致力于文化事业现代化。1905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民办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2年建成图书馆,将自己收藏的八万多卷和征集采购的共13万卷图书置于馆内,供市民阅览。1913年后创办了《通海新报》等四种报刊,并创办了翰墨林书局。1917年在军山建气象台。1919年创办全国第一所戏曲学校——伶工学社,并建现代化大剧场——更俗剧场。同年还创办中国电影(影戏)制造股份公司,拍摄多部影片。

1922年,应张謇之邀,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年会在南通召开。杨杏佛、马相伯、梁启超、丁文江、竺可桢、陶行知等知名专家学者纷纷汇聚南通。张謇在会上说道:“吾人提倡科学,当注重实效,以科学方法应用实业经济之研究,与社会心理之分析。迨成效既著,人自求之不遑。执此道以提倡科学,未有不发达者。此为吾数十年经验之结论,愿诸君由此以兴科学”。科学社以新建的生物研究所作为张謇70寿辰贺礼,以答谢他对科学的倡导和支持。

“文化必先教育”。张謇在教育事业上的努力和成就更为人所津津乐道。他创办了三百七十多所各类学校,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普通学校到职业学校、特种学校(聋哑人学校、技工学校、师范学校),几乎无所不包。他还规划在农村每八平方公里办一所小学,并成立了教育会、劝学所等几十个现代教育研究团体和机构。他还担任江苏教育会会长。可以说,张謇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教育现代化先驱和集大成者。世界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考察南通后,由衷地赞叹道:“南通者,中国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南通近百多年来,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绝非偶然。

在生态建设方面,张謇在城市总体规划设计上,就考虑到生产、生活、生态的合理布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他比世界著名的城市规划大师霍华德还早三年提出并践行了“花园城市”的理念。除了主城区以外,他将唐闸设定为工业和港口区,狼山设定为风景旅游区,形成了科学合理的“一城三镇、城乡相间”的现代城市格局,既方便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又改善了自然环境。他还对南通的“五山”封山育林,保护自然生态,在街道、公路两旁栽种行道树美化自然景观。他对植树造林极为重视,在任农商总长时,就主持制定了《森林法》、《造林奖励条例》,设立奖励基金,并将“3·12”定为植树节(一直延续至今)。他还成立“长江保坍公会”等社团,发动社会各方保护长江生态和水系。

总之,张謇以现代化的理念和标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全方位推进南通现代化建设,精心打造出了“中国近代第一城。”

笔者在2003年中国近代第一城学术研讨会上,曾以“弘扬先贤伟业,续写时代辉煌”为题,论述了中国近代第一城五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从城市建设的主体来看,南通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全面规划并实施建设的具有近代意蕴的城市。

第二,从城市的形态布局和功能来看(城市建设理念、特征),南通是一座世界近代史上开风气之先的城市。

第三,从城市的发展基础(城市发展、建设内涵)看,南通是一座各项事业全面推进的城市。

第四,从城市建设的价值取向来看,南通是一座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

第五,从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来看,南通初具区域整体发展的雏形。

可能受到吴良镛先生观点的影响,笔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把近代南通放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上来看,尽管就城市建设的单项而言,南通与同时期国内城市相比较,未必都是最早的,规模未必都是最大的,但这一系列设施、建筑能够在不长时间内,在一个地区较为集中地建设起来,将一个封建的县城比较快速地过渡到近代城市,这不能不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实,早在张謇在世时,就有许多外国人通过拿南通同中外城市对比,得出了南通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现代化城市的结论。他们的许多看法,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近代第一城”颇有相似之处。

1919年初,日本人上冢司在参观考察南通后,写了一篇题为《以扬子江为中心》的报告,惊叹和赞扬南通现代化机构、设施的齐备,特别是对大生纱厂所在地唐家闸工业区的快速崛起,感到十分意外和惊讶。他在报告中写道:“眺望掩映在几个烟囱中的直冲云霄的大生纱厂的时钟台时,我们仿佛现在才为宏伟的四周的光景而感到震惊。沿河的一条街,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异常热闹。河边停泊着数百艘民船装满货物。所见这般光景,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的,又是现代化的。”

1920年,《密勒氏评论报》(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周刊)主编鲍威尔在考察南通后,写了一篇《不受日本影响的南通天堂》长篇报道。他颇为动情地写道:“从上海前往南通的旅程需要8-10小时,然而仍然值得亲自去看一下‘中国人间天堂’的实例。”他还对南通这座“模范城”的“构成元素”进行了全面描述,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一座现代化城市的惊世崛起。

在鲍威尔的影响下,《密勒氏评论报》接连多次对南通进行了深入报道。例如,该报在1921年3月26日以大幅版面刊登了《张謇:中国城市的建造师》;1923年3月17日发表了长篇报道《中国实业之进步观-中国模范城南通州》,这篇报道指出:“廿五年前,南通情形与其他小城无异。”而现在“变化之速,革新之进步,实堪为吾人注意也,而有中国模范城之称。观此城,亦可表率中国人建造革新之能力”。

同时,美国《亚细亚》杂志也刊文称赞南通:“此等事业之光彩,诚可与欧美相颉颃,若求诸纯东亚之内地,实可惊异。”颇有影响的美国杂志《世界召唤》(WORLD CALL)也对南通做了多次报道。1921年6月号刊登了《聚光灯下的南通》一文,1929年4月号以《中国的现代化》为题,深度介绍和分析了南通现代化的成果。该文由衷地赞美道:“南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城市之一,1911年以来该地区也没有像中国其他地区那样陷入无序。”

1922年6月,另有一位日本人鹤见祐辅到南通考察,回去后写了一本介绍南通和张謇的专著--《偶像破坏期的中国》。他在书中写道:“不能不说张謇先生的事业,是中国400余州县里面成绩最卓的一个。”“如果中国有十个张謇,有十个南通,那么中国的将来就会很有希望。”

由此可见,南通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当之无愧,绝非偶然。

张謇如何打造第一城?

张謇苦心、精心、全心把南通打造成中国近代第一城,是为了实现他建设一个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实际上也是要为中国打造一个能与世界先进国家城市相媲美的现代化城市样板,以示范引领中国走向繁荣昌盛。

张謇乃一介传统儒生,既没有现代化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全盘知识和经验,更没治城、理政的官职和行政权力,无法像官府那样调配经济社会等各种资源,怎么可能凭一己之力打造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的事情。难怪一直有人说,张謇是搞乌托邦的空想主义者。然而,张謇的了不起之处,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空想变为现实。

就当时的城市发展的各种基础条件而言,南通不仅落后于全国的许多城市,就是在江苏省内,也大大不如无锡等苏南城市。按常规看,“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桂冠确实不应该落在南通头上。

可以说,是张謇以他所特有的炽热的爱国情怀,坚韧的意志品格,不凡的心胸气度,超群的学识胆略和经世才华,只手打造了令世人羡慕不已的“中国近代第一城”。

张謇以独特的志向、独特的才能、独特的方式,打造了独特的“第一城”。他在打造“第一城”的过程中,可谓是匠心独运,一骑绝尘,所形成的经验也很独特,弥足珍贵。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五个充分运用:

一是充分运用雄厚的实业基础。张謇经商办厂是为了实业报国,实现他心中的强国梦。在推动家乡南通现代化的过程中,他首先是竭力把实业做大做强。有了足够多的钱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后,再办教育、兴文化、搞慈善、助公益,进而实施城镇建设和市政管理,乃至治州理政。他将经营实业所得的股息、红利及公费几乎全部用于公益民生事业。例如,他在1902年创立通州师范学校,就是将大生纱厂为支之公费六年本息两万元和友人资助一万元一并投入。

二是充分运用地方自治政策。地方自治思想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得以推行以后,于20世纪初传播到中国。

张謇的社会理想,是在中国建立与世界主流文明相一致的政治体制及相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地方自治凝聚着他一生的社会理想与最终追求,是他晚年全部事业的落脚点和着力点。张謇推行南通地方自治的志愿,就如他自己所说,是“以一隅与海内文明国村落相见,此或不辱我中国”。

三是充分运用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各界官员的支持。张謇以地方自治为名,全面推进现代化。作为不是地方官的他,无法直接操纵地方政治权力机构,只得运用自身的特殊政治身份,施加特殊的政治影响,从而获得各方面的政治资源,包括各界官员的支持。

张謇的特殊政治身份,首先来自于几乎伴随他一生的各种各样的官职、官衔。这些林林总总的官职、官衔,尽管大都是虚设、兼职的,但却能“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通官商之邮”,并可以大大提高他在官场、士林和地方社会上的声望。在这些官场光环的照耀下,一般的官吏和民众都会对他敬重有加。他便可借此对上争取官府资源,对下动员民间力量,创造性的开拓南通地方事业。

除了官职、官衔以外,张謇还有一个不容小觑的政治身份:新型士绅和新兴绅商的代表人物。“士绅”作为中国社会有文化、有财富、有名望的特殊阶层,历来是一股无可替代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在乡村基层,士绅几乎成了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士绅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还扮演着连接官民和沟通上下的特殊角色。对于官府,他们可以代表民间反映民情,表达诉求;对于民间,他们可以受官府委托或默许,进行基层的社会管理和民生建设。进入近代社会以后,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前,以传统儒生为主体的士绅已逐步成为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政治眼光,不仅在基层民间,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产生广泛政治影响的新型士绅。张謇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正如他自己所说:“謇14年来,不履朝籍,于人民之心理,社会之情状,知之较悉,深愿居于政府与人民之间沟通而融合之”。有了这样的特殊政治身份,就可以产生特殊的政治影响,从而施展特殊的政治抱负。

与新型的士绅相伴而生的新兴绅商,更是新时代中的新兴政治力量。所谓新兴绅商,实际上就是既有士绅性质,又掌握现代工业企业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有了实力和基础后,就要在政治上谋求地位和影响。在清末民初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包括辛亥革命的发生及中华民国的建立和运行,新兴绅商居功至伟。张謇就是新兴绅商的杰出代表。以上所述的他在中国政坛和南通地方自治中的作用,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与新兴绅商代表者身份相吻合的,张謇还是立宪运动的领袖和各种重大政治活动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作为势倾东南、闻名全国的“实业政治家”,张謇在中国政坛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朝野各方都会对之高看一眼。日本人驹井德三就说过,“中央政府及督军省长等,皆以张公声望之大,见识之高,关于重要之政务,一一征求意见,而张公不辞答复之劳。”

在这种情况下,张謇在南通地方上兴办各项事业,自然也就会多了助力,少了阻力。

正因为张謇有了这样的特殊政治身份和影响,官场上的各级官僚才会对他另眼相看,给予特殊的支持,从而使南通的地方自治取得特殊的成功。

张謇与清末的满清权贵及民初的政坛要人都有交往,有的交情还很深。这对他“遁居江海,自营己事”很有好处。江苏省的督抚大员张之洞、刘坤一、程德全等人,更是给了他许多特别的帮助和扶持。

由于张謇在中国上层官场的“势”很强,他便可在地方上借势发力,以非主政者的身份左右南通政坛,主导地方自治。

据说,历任南通、如皋、海门、泰州的县长、警察局长、镇守史之类的官员,到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张謇,甚至南通警察厅办案,也常向张謇请示。1920年,张謇儿子张孝若任会长的南通自治会,其内部机构设置与职权分工与地方政府相仿,几乎完全左右县域政治,它甚至取代县政府在全国第一家破天荒地以非政府名义,发行用于地方自治的“政府公债”。

四是充分运用地方民众的拥戴。在享誉全国的同时,张謇在家乡南通具有极高的威望。当地民众都恭称他为“张四先生”,并以外地人称他为“张南通”而自豪。在他70岁生日时,尽管他在事先就发表了“生日告人书”,坚辞正规祝寿,但大家还是自发地参加庆祝活动。“因为父亲能忧百姓的忧,所以百姓都能乐父亲的乐,那几年实业发展,地方繁盛,蓬蓬勃勃,治具毕张,真是南通的黄金时代”。在他去世后出葬那天,“素车白马,四方来会葬的人和地方上的人,共有万余,都步行执绋。凡柩车经过的地方,那沿途观望的乡人有数十万,都屏息嗟叹,注视作别,送父亲到他的永远睡眠之地。”

德高才能望重。张謇之所以声望日隆,就是因为他品德高尚。正如张孝若所说,“因为父亲是事业为公的信用,得到了人民牢固的敬仰,所以才收到非但可与乐成,并且可于虑始的功效了。”

据说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廷要袁世凯讨伐南方,袁世凯说,你要我讨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办到。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闿等,我是办不到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连袁世凯都这样认为,张謇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可想而知。

作为“第一城”的缔造者和南通民众的领袖,张謇正是依靠和运用了人们对他的衷心拥戴,才干成了他那个时代里几乎不可能干成的事业。凭借民众的拥戴,他在实业、教育、文化、城建等各领域中开创了近代中国的诸多“第一”或“最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凭借民众的拥戴,他革故鼎新、易风移俗,借地方自治兴办社团组织,培育市民社会,提高人们遵规守法和参政维权的意识,使原本闭塞落后的南通,整个社会状况和思想风气都向现代文明大踏步跨越式推进。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张謇的德高望重和远见卓识,长期习惯于在传统封建社会生存的普通民众不可能幡然奋起,勇立时代潮头,把南通建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五是充分运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张謇自幼聪明好学,并坚持一生勤学笃行,积累了丰厚的知识学养和治事经验,可谓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有人将张謇称之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确实不为过。而作为一座“近代第一城”的建设主导者、全面现代化的设计者、推进者,张謇个人的这些学识和经验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张謇的学识才华,似乎是为南通的近代跨越发展应运而生。他学习了一辈子,实践了一辈子,历练了一辈子,积累了一辈子,最终全部集中运用在“第一城”的打造上,体现在南通全面现代化的成果上。

办现代的实业、教育、文化及各种社会民生事业,固然需要丰富多样的知识储备和实施经验,现代化城市的实际建设和经营管理,更是需要融合古今、学贯中西的理论和专业知识。作为以熟读四书五经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传统儒生,能超越性地融古今中外知识于一炉,并用之于建设一座现代化城市,张謇可谓是近代第一人。

对此,吴良镛先生有其精到的评论。他认为,张謇的城市规划思想是广义的,因而需要广博的文化知识(包括城建在内的各项专业知识)做支撑。“客观上包括从城市到区域发展实业建设、文化建设(从国家博物院的建议到南通博物苑的建设),关心研究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在微观上,他很重视建筑。‘謇于土木建设计划稍稍有知识’,保存古迹并关心工艺美术(请工艺家名人到南通平民工场传授徒弟。),对园林植物有着特殊的个人兴趣……

吴先生还说到,“张謇的规划设计灵魂在于毕生的艰苦探索、点滴酝酿、卓越创造与心得体会的积累。他能够比较自觉地将城市文化、古代辉煌的社会与伦理思想作为城市发展重要导则,其中国文化、东方哲学思想与方法论的底蕴随处可见。同时,他又能较为自觉地接受近代科学事物,有明确的技术路线,并依据‘为我所用’的原则引进西方人才技术,建立中国自己的城乡,在实践中逐步酝酿,形成中国的近代的较为完整的规划思想。”

不仅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就是在城市的管理和“自治”中,张謇也充分运用和体现了他广博的古今中外相融合的知识和经验。他虽然没有正规的接受过近代城市治理理论的培训,也没有主政过一方,但他能把古代与当代,中国与外国的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思想与方法相结合,并特别注重汲取和借鉴西方的管理自治精华,创造性地建设一个“新新世界”,从而形成了令人瞩目的现代化“南通模式”。

“第一城”的价值何在?

“第一城”的宝贵价值和深远意义,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挖掘和提炼:

1、中国早期现代化探索的样本(标本)。自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的志士仁人一直在奋力探索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并在艰难曲折中逐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像张謇在南通那样,用现代化的思想理念、眼光标准,在中国人的主导下,以一个整体的城市地区为对象,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了基本的成功,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以堪称第一。正因为如此,“第一城”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样本或标本,供那个时代的人学习借鉴,供后来的人剖析研究。

笔者曾在2006年召开的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过,“张謇在家乡南通进行了前后长达30年,全方位、系统性的早期现代化实验,并相继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使南通从一个封建闭塞的小城,一跃成为当时著名的‘模范县’。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乐土’,‘理想的文化城市’创造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辉煌。”这实际上,也就是充分肯定了“第一城”的样本意义。

张謇在南通奋斗的初衷是统筹各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国打造一个能与世界先进国家、城市相媲美的现代化城市样板,以示范引领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就如张謇自己所言,“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不能自治之耻。”在来日不多的晚年,张謇仍然深有感触地说道:“謇老矣,为地方而死,完成村落志愿,浩然无憾!”正是由于张謇打造“第一城”的不凡抱负和光辉业绩,才使众多有识之士感佩不已。2009年8月,文化名人余秋雨在来南通与笔者晤谈时,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而又不失公允的观点:张謇不是用笔和纸,而是用行动和南通的案例,向全世界发布了振聋发聩的“南通宣言”,宣告中国人可以搞现代化。也正因如此,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如果没有张謇,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要改写。

南通当年为全国现代化提供的样本示范作用,为中国地区性现代化提供的标本实验价值,是十分独特而珍贵的。特别是以政治现代化推动全面现代化,以实业带动民生建设,以城乡互动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深入地梳理研究。

2、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迈上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实验田、样板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张謇当年现代化实践和探索中获寻参照和借鉴,依然能够从先贤们闪烁着时代魅力的独特性智慧中汲取丰富养料。

所谓现代化,就是对历史传统扬弃的同时,推进社会当下进行现代性改变的过程。自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全面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时代。与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现代化状态表现迥异一样,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观点也纷呈多样,甚至相互对立。但学界似乎普遍认可,现代性应包含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和历史进步主义四个基本要素。当年张謇在南通的现代化实践,正是包含着这四个基本要素才获得了基本的成功,以至于使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当年,张謇力图打破“洋务运动”官办经济的模式,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使南通稍有民主政治的色彩;在创新意识和技术理性的引领下,合理地从宏观上确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施工图,从微观上制定具体的运行制度和管理手段;以推动历史进步主义践行为主旨,立足公平正义,针对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力图进行政治、社会、道德、文化等多方面的改革。这些宝贵的历史实践和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显然仍具有参照性和启迪性。

当然,囿于时代的局限,张謇在南通的现代化实践,并不能将这四个基本要素充分展开,甚至还会在某些方面一筹莫展,以致留下了许多缺憾。他也因此被人称为“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对照张謇当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今天我们更有理由,也更有条件沿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理性和历史进步主义的总体方向,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时代的高峰。

当今,我们正在依据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整体推进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前提和保障,推进实现国家的全面现代化;正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大力提升现代化文明水平,促进人的现代化。对此,我们依然可以从张謇当年的创造性、开拓性的探索中获取灵感和体悟。

3、为当代南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近水楼台先得月。当年的“中国近代第一城”,从总体上看示范引领了全中国,惠及全中国,但直接造福的却是南通。至今仍获益最大的,还是南通。张謇当年在南通的实践和成就,已经成为南通今天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如现在的产业体系、城市基础设施及各项民生事业等,甚至包括人才的涌现、科技的领先等。南通的纺织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建筑之乡、文博之乡等八张靓丽的城市名片,均有赖于当年张謇所奠定的基础和传承。

如今在南通的城乡各地,大街小巷,到处留下张謇当年创建的工厂、学校、慈善机构和公共实施,这是一笔可贵的物质遗产。但比这些物质遗产更为宝贵的,是他遗留人间的精神遗产。无论是在国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术方面,还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方面,他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思想精神财富。

张謇的精神遗产无比丰富,但直接构成南通现代化发展精神动力的还是他所孕育的南通城市精神。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年“第一城”的丰厚价值,以及更好地进行当今区域现代化的探索,均很有意义。张謇对近代南通精神的孕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自身行为的示范引领。例如:他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给人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风貌。既有崇高理想、远大抱负又能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做事,这在张謇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

他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张謇作为新旧时代转换中的士大夫,眼光超前,思想解放,紧跟历史潮流,站在时代前沿,在各方面奋力开拓,不断创新,创造了不朽的历史功绩。所以胡适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

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他秉持“开放主义”,对国外开放,对南通之外的地方也开放;对资金、科技、企业管理等生产要素开放;对外来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文化元素也开放,全面兼收并蓄。

二是地方治理的教化。近代南通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南通人的思想观念是怎么大幅提升的?我觉得和地方治理和地方建设有很大关系。现代化市政建设和管理,必然会促成现代化的观念形成。张謇在南通搞了一批现代化的载体,奠定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一系列全新的实业、教育、社会公益和市政现代化的设施和功能在造福民生、启迪民智的同时,必然催生民众现代意识的形成。张謇办了那么多学校和文化公共设施,教化功能更为直接和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南通必然在全国率先除旧布新,移风易俗,领风气之先,形成新的城市精神。以实业求人民富足,以教育提高人民素质,以慈善公益缓和社会矛盾,以文化礼乐移风易俗,最终营造一个现代化的“新新世界”,是张謇宏大的社会进化理想。

张謇还特别看重戏剧这类大众文化形式对普通民众的教化作用。他认为,“要改良社会,文字不及戏曲之捷,提供美术工艺不及戏曲之便”。因此,他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戏曲专科职业学校——伶工学社,并建设了当时属国内一流的剧场——更俗剧院。学社与剧场相呼应,着力推出以改良社会、教育民众为宗旨的新剧目,为当地的社会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文明气息。

三是时代精神的倡导。张謇一方面在示范和教化,一方面又在大声疾呼倡导时代精神。概括地说,张謇主要倡导以下三种精神:一是除旧布新,变革图强。二是文明和谐,遵法守信。三是坚苦自立,奋发进取。

我认为近代南通精神是一种变革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创业的精神、开明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开放的精神。我觉得张謇不仅是南通实业之父、教育之父、城市之父,也是南通精神之父,是他一手孕育了近代南通精神。我在2006年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讲过:“我们要更深刻地理解和继承张謇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精髓,更深刻地感悟和弘扬张謇先生身上所体现出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泽被乡里的爱民情怀和脚踏实地务实风范。”

既然张謇孕育了了不起的南通精神,那么南通精神在当代又是如何继承和弘扬的呢?进入新世纪以后,我们利用吴良镛评价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契机,对张謇的成就和精神文化遗产进行了宣传和推广。2005年,我们发动和组织南通精神大讨论,最终,依据观照历史、立足现实、引领未来这三个原则,将南通精神提炼概括为八个字:“包容会通,敢为人先”。我们以城市精神来衡量做事的成败,做到了就给予表扬和鼓励,没做到予以鞭策。事实证明,精神的力量、文化的作用是无穷的。通过对南通精神的弘扬和倡导,南通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当时概括了南通在五个方面的面貌变化:城市面貌、经济面貌、社会面貌、生活面貌、精神面貌。其中,我最看重的、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精神面貌的变化。南通人现在更加包容了,更加开放了,心胸和视野也更加开阔了,对外来的生产要素,包括企业、资金、技术、人才,更愿意接纳了;对外来的文化元素,包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更加接受了,南通人更敢想敢干了,敢干别人没干过的事,敢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人际关系也更为融洽。这些都在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的同时,给城市的各方面面貌带来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敢为人先”的光大弘扬,更是引领南通人创造了许多争先创优的当代奇迹,圆了精彩纷呈的“南通梦”,在城市突破性发展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作者罗一民,男,汉族,1954年2月生,江苏涟水人,197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12月参加工作,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大学普通班学历,工程管理硕士。为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本文为作者7月18日在上海奉贤区“2021贤商大会”上所作专题报告,报告原题为“张謇如何打造‘第一城’?”。


(编辑:罗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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