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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我和少奇
作者:罗氏传媒  更新时间:2020-8-8 10:40:57 阅读:

王光美:我和少奇

       王光美,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知识女性,学生时崇拜的偶像是居里夫人,可她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她是怎样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人的?她如何同刘少奇相识相恋到结婚?她伴随刘少奇经历了哪些峥嵘岁月?

王光美和刘少奇

       我和少奇同志共同生活近20年。他的一言一行,音容笑貌,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我的房间里挂着他在办公室工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拍摄的),有时候我仿佛感到,他还在我身边,还在不倦地工作——

       我家同共产党的关系源远流长

       我们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我的父亲叫王治昌,号槐青,早年公派出国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法律和商科。当时他是个穷学生,上大学的同时,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英文班教课,半工半读。那时廖仲恺先生也在早稻田大学上学,和我父亲同学。他俩很要好,结为把兄弟。我父亲回国后,先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接着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后来,他从焦作煤矿进入民国北京政府的农商部,起先是个小官,逐步升任为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代理过农商总长。他曾以公使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还有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裁减海军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1925年8月,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我父亲十分震惊,愤而退出北京政府,从此不再做官。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有人来拉拢他,我父亲不为所动,保持了民族气节。其实那时家里经济比较困难,靠出租房子生活。从我上辅仁大学以后,我的几个妹妹,都没上过什么正规大学。

       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是家里包办的,生下我大哥光德后不久就去世了。我父亲的第二个夫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房东的女儿,姓赵,就是我二哥光琦、三哥光超的母亲。她家是华侨。赵氏母亲去世后,我父亲和我母亲董洁如结婚。

       我母亲董洁如在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大学上学,算是我父亲的学生。董家是天津比较有名的大家,盐商。一开始我父亲来提亲时,我外公外婆还不同意,理由是师生不同辈。但我母亲本人同意。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到北京做官。他雇了一辆马车,把我母亲从天津接到北京,在六国饭店请一些亲友吃了一顿饭,就正式结婚了。

       我母亲董洁如(字澄甫),年轻时很有反封建的斗争精神。当时女子都要裹脚,但我母亲不干,所以她是“解放脚”。我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第一期学生,和刘清扬同班。刘清扬是周恩来同志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后来邓颖超同志也是上的这个学校。

       我母亲有三位亲属和李大钊同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并于1927年4月、11月被反动派杀害。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弄清我母亲的这“三位亲属”是谁?直到前几年,经过我六哥光英多方查找,才了解到这“三位亲属”的名字:一位叫董季皋,是我母亲的叔叔、中共顺直省委军运负责人;一位叫安幸生,是我母亲的姐姐董恂如的丈夫、中共顺直省委委员;还有一位叫王荷生,同我母亲有亲戚关系,被捕时是顺直省委书记。

       我们家在北平的地址是西单旧刑部街32号。原来28号、30号、32号都是我们家的,后来家里经济拮据,就只留了32号,28号、30号都出租了。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地下党活动很困难。那时我的妹妹王光和在崔月犁同志领导下工作。有一位地下党的干部叫宋汝棼,当时处境比较危险,光和就主动提出让他住到我们家去。宋汝棼同志在我们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父母亲心里都知道他是共产党员,默默地掩护他。我父亲有时候到宋汝棼同志的房间里坐一坐,同他聊聊形势。为了防止意外,宋汝棼同志多次把一些党的书报杂志、文件交给我母亲保管。我母亲总是十分小心地把它们收好藏起来,有时把文件放在装饼干的大铁盒里,埋在地下,从没有出过差错。

       其实,从头说起来,我们家同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光超、光杰、我和光和、光平能在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同父母亲的开明态度是分不开的。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我们进北平不久,我生了女儿平平。可我还要工作呀,就把平平交给我母亲带。当时好像宋汝棼同志的孩子也放在我母亲那里。没多久光中也生孩子了,也要让母亲带。那时南方几个省还没有解放,大批干部和部队南下作战。一些南下干部纷纷把孩子往我家送。就这样我母亲在家里办了个托婴所,专门收留共产党特别是解放军女干部生的婴儿,后来正式取名叫“洁如托儿所”。旧刑部街我们家的房子是三进院落,大约有几十间房子,托儿所占了相当一部分。

       全国解放后,我父亲是周总理聘请的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1956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母亲先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后来年纪大了就改当政协委员。为支持北京市城市规划建设,我母亲主动把旧刑部街32号的住宅献给国家,交了房契。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家在北京兴建十大建筑,我母亲亲眼看到在那里建起了漂亮的民族文化宫,心里非常高兴。旧刑部街的房子拆了以后,北京市在按院胡同拨了一处房子,继续办“洁如托儿所”。

       放弃留学,投身革命

       我的两个哥哥王光杰、王光超,在我之前早就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参加党组织分配的工作。由于光杰参加革命比较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受到他的影响。我的两个妹妹王光和、王光平,也在光杰的影响下,经过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崔月犁同志的介绍,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参加了革命。

       我是1921年阴历8月25日在北平出生的。由于我是我父母的第一个女孩,小时候家里很宠我。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男附中,一般认为男附中比女附中教学质量高,结果还真考上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吴健雄也是男附中的。

       我同班的同学中还有叶群,当时叫叶宜敬,曾到我们家一起做作业。叶群的母亲是后妈,她就老跟我讲后妈如何如何欺负她,她又如何如何故意气后妈。后来叶群转学到汉口去了,我和她就再没见面。一直到我在军调部当翻译时,才听说她已经和林彪结婚了。解放后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叶群陪他专门来中南海万字廊看望少奇同志,送了一本很精美的苏联画册。我还对林彪说:“原以为你是个很威武的军人,没想到你像个文弱书生。”

       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先是报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可我的英语分数不够,就上了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是德国人办的,对英语的要求没有清华、燕京高。我在辅仁大学读了四年本科,学的是数理系光学专业。本科毕业后我又接着读硕士研究生,学的是宇宙射线。当时我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准备抗日胜利后去美国留学,学习原子物理,学成回国搞建设。理学院院长严池老师还为我写了去美国留学的推荐信。可后来,我最后一次上完他的课离开辅仁大学,没有向他辞行,等于不告而别。因为我离开辅仁不是去留学,而是准备去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我不知道怎么同他讲。过了一段时间,我还真的接到美国两所大学的回信,通知我办理留学手续。其中有一所是斯坦福大学。

       大约1945年6月,经过嫂嫂王新的介绍,我认识了崔月犁等同志,同北平地下党有了联系。1946年2月的一天,崔月犁同志说要介绍我到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当英语翻译。开始我没有答应。我正在考虑去美国留学,不想就此放弃专业。

       过了几天,地下党组织让我妹妹王光和带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道:你如果同意,就带着这个条子到西四解放报社,到报社换成正式介绍信,再到翠明庄报到,否则地下党就再不与你联系了!最后经过考虑,我同意了。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驻地在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我骑自行车到翠明庄报到。接待我的是李克农同志。我把介绍信交给他。李克农同志一看客气地说:“你就是王光美同志,欢迎欢迎!”接着他问了我一些我家和学校的情况。我被分配在翻译处,处长是柯柏年同志。

       翠明庄是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可中共代表团偏偏就住在那里!我到军调部后,开头两周,先让我笔译“备忘录”,后来为宋时轮、陈士榘等同志当口语翻译。我第一次当口语翻译,是宋时轮同志出席谈判。谈判中宋时轮同志发火了,拍桌子骂,骂得很粗。我不会翻译,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说宋将军生气了。

       1946年3月4日,周恩来同志和马歇尔将军来北平视察,叶剑英同志去机场迎接。国民党方面去机场迎接的是李宗仁先生。为叶剑英同志当翻译的是黄华同志,他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处长。那天我也去了,是叶剑英同志叫我去的。那是我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惟一一次见马歇尔。

       李宗仁有段时间常到我家来,认识我。在机场,李宗仁见到我和叶剑英等中共要员在一起,有些吃惊。在机场里换车的时候,他拉我上了他的车。他倒没有直接问我怎么站在共产党一边,只是试探地问:“你还去美国留学吗?”我也就敷衍了一句:“以后再说吧!”

       这天以后,我就主要给叶剑英同志当翻译了。当时广东东江纵队把叶剑英同志的女儿叶楚梅送到北平来了。叶剑英同志把她交给我,让我帮着照看。楚梅当时十四五岁,还是个小姑娘,穿着南方那种半截裤,光着脚丫,很可爱。

       刘源:“文革”中,楚梅和我姐姐平平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就两个人。一开始她们互不认识,就互相猜。楚梅慢慢地猜出了平平的身份,就对平平说:“我认识你妈妈。在军调部的时候,你妈妈带我,我跟她住一个屋。”这样她俩就说开了。楚梅还说:“那时我爸爸很喜欢你妈妈,想娶她,当我的后妈。但你妈妈是洋学生,看不上我爸爸,嫌他土。(在和王光美同志谈话过程中,有时刘源同志也在场,并不时插话补充一些情况)

       一架飞机把我送往延安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8月,美国宣布“调处”失败。在这过程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一步步降格,人员逐渐撤离,准备解散。翻译任务越来越少。我也慢慢地不做翻译了,到交通处帮忙。当时交通处是荣高棠同志负责。他让我协助安排交通工具。我们就充分利用美国飞机转运干部。当时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乘坐美国飞机从这里调到那里,都是用军调部名义安排的飞机。后来这件事还受到了少奇同志的表扬。

       军调部工作结束以后,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一般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我是北平地下党推荐来的,但我到军调部工作后,政治身份已经暴露,再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已经不行了。组织上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去延安。领导答复同意我去延安,要我等待交通工具。

       10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得到消息,有一架从南京过来的美国飞机,要经过北平飞往延安。领导安排我搭乘这架飞机。那天,军调部用车把我送到西郊机场,只见有一架小型的军用飞机停在那里。我登上飞机,见到机舱里已经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外国人,都不认识。我第一次坐飞机,又是去延安,很新鲜也很兴奋,起飞后老站起来往窗外看。那个外国人这时开口说话了,要我坐下来,说你这样不安全。我们三个人由于互相之间不熟识,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后来我才知道,那位中国人就是宋平同志,那个外国人是美国军队驻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

       到延安,李克农同志和夫人赵大姐在机场接我。我到延安人地两生,一见李克农同志特别高兴。李克农同志在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里是中共方面的秘书长,先回了延安,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

       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住在王家坪的一所平房里,和李蓬英住一间屋。这是我第一次到延安,感觉挺好,很喜欢这里的气氛。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都没见到,只有杨尚昆同志离得比较近,常见面,他是军委秘书长。对面过一座小桥就是美军观察组驻地,那里晚上常放电影。尚昆同志有时去那儿看电影,就叫上我们一起去。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就住在观察组旁边的一间平房里。她在北平的时候,为去解放区,找我安排过交通工具,所以认识。她来看过我,我也去看过她一次。马海德、苏菲夫妇住的房子和我们在一排。还有个美国人李敦白,当时在延安解放报社工作。我到延安那天,李敦白到机场看热闹,还上了飞机,见过我。以后他就老到我们王家坪来串门聊天,还给我写过诗。

       由于我刚从北平来到延安,有关同志领我这里那里看看。当时延安的干部吃饭分大、中、小灶。杨尚昆同志安排我吃中灶,可能是优待知识分子吧!后来从瓦窑堡回来,我就主动要求改吃大灶了。在北平的时候,军调部一个叫郭戈奇的翻译对我讲,延安有延河,冬天结冰,可以滑冰,所以出来时我还真的带了双冰鞋。实际上延安冬天没有人滑冰,我差点儿出了洋相。

       没几天传来消息,说国民党胡宗南军队要进攻延安,要我们疏散到瓦窑堡。所以这次我在延安只待了十来天,就匆匆忙忙随外事组疏散到瓦窑堡。瓦窑堡是完完全全的农村了,但我没觉得特别苦,挺喜欢。这是我第一次到农村,还在这儿学会了纺线。

我从大城市来到延安和瓦窑堡,没觉得特别不习惯,比我来之前的想象要好,觉得充实。可能因为北平长期在日本人统治下,人们思想比较压抑,生活也不好。到了这里,平时生活不算好,但时不时改善一下。我在延安的幼儿园里看到,小孩子一个个胖乎乎的,小脸红扑扑的。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谈判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南京回到延安。当时形势错综复杂,不久忽然说有可能要恢复谈判。谈判需要懂英语的翻译,周恩来同志下通知,点名让我回延安。这样我就又到了王家坪。可实际上国共谈判并没有恢复,因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了。这是我第二次到延安。这一次,待的时间比较长。

       北平军调部解散时,买了不少外文书带到延安。翻译组就从这些外文书中摘译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材料,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总的题目叫《供您参考》,从题目到内容全部用手抄。我就参加编译这个《供您参考》。后来少奇同志告诉我,那些材料他都看了。

       后来我还常为朱德同志当翻译。那时老有外国记者采访他,主要是美国记者,有罗德里克。朱老总很和气,每次谈话前,他总是给我一张纸,让我把他要说的话记个提纲,照着翻译就行了。我给周恩来同志也当过翻译。到了延安第一次见周恩来同志,是在美军观察组看电影时碰见的。他老远就喊了一声:“王光美!”见面后他把我介绍给邓颖超同志。

       在延安和少奇相识

       以前我们的孩子也问过我,说爸爸那么严肃的一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怎么谈的?我都没有告诉他们。当然,实际经过也很简单。

       周恩来同志通知我回延安,我就又住到了王家坪。我跟毛主席当时的警卫参谋龙飞虎同志在一个食堂吃饭。他曾在北平军调部担任叶剑英同志的秘书,所以和我认识。有一天龙飞虎来告诉我,说晚上杨家岭有舞会,想去可以去。晚上我就跟着去了。那天少奇同志也在。龙飞虎把我介绍给少奇,少奇问了我一些北平特别是学校的情况。因为他在北平工作过,所以对北平的事情很关心。末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党员?”我说我不是。当时我觉得很难为情。入党的问题我考虑过,也有点儿想法,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我还有点儿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见少奇。当时刘少奇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知道他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但说不清他的准确身份。那次见面完全是中央首长同一个年轻人的谈话,还谈不到有别的意思。

       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同志和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回到了延安。其中有黄华同志。他回延安后担任朱德同志的秘书。3月5日,黄华同志通知我,要我到少奇同志那里谈话。原来是我第一次见少奇的时候提出过,希望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他记住这件事了。

       进了少奇同志的窑洞,谈话还是接着上次的话题。我说:“到延安后,我提出了入党申请,觉得自己参加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表现还可以。但报告递上去之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我不知道现在还要不要再提入党要求?今天你让我谈,我想请求帮助的就是这个事。”少奇就给我讲了很多道理。他还说:“你现在有了某一方面的知识,但你还缺很多知识,比如你就缺乏农村的知识,今后一定要多向群众学习。”

       这样说着说着,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少奇见炊事员给他把饭端来了,就留我吃饭。我说:“我已经吃过了,我在王家坪吃中灶,星期日两顿饭,你慢慢吃。我在这里等,可以看看你吃的什么。”我看见他的饭菜很简单,好像只两碟菜,一碗米饭,米饭上面放了一颗大蒜。我觉得奇怪,心想怎么把大蒜和米饭配着吃呢?少奇刚吃了几口,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下面的抽屉,拿出几个梨子,又拿了把小刀给我,意思是他吃饭让我自己削梨吃。那个梨子很难看,黑不溜秋的,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我看了觉得很难受,有点儿动感情。我知道我们在军调部的时候,经常给延安中央同志带北平的好东西,怎么中央领导同志吃的就是这样的梨呢?

       下午通知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要慰问从南京、北平回来的干部,当晚在礼堂举行宴会。晚上毛主席没来,少奇同志、朱老总出席了。当天3月5日,正好是周恩来同志的生日。这天不知怎么就安排我坐在中央领导同志所在的第一桌了。少奇同志讲话,还站起来正式敬酒。这时我才明白他是代表中央、代表毛主席,知道他曾经是党中央代理主席。

       和少奇同志谈过话以后,我又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没过两天,又得到通知,说国民党胡宗南军要进攻延安,延安的机关必须撤退。

       上级决定我们到晋绥分区参加土地改革。我被分配到晋绥分区的山西省兴县参加土改工作队,队长是王炳南同志。这时已经是4月份了。我们土改工作队在进村之前,要先到蔡家崖集中学习。没有想到,这时少奇同志也到了蔡家崖,我们就又见了一次面。

       原来,中央根据全国内战爆发的形势,决定党中央的5位书记分成两套班子: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留在陕北,指挥各战场作战;少奇、朱德等同志组成以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我是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见到少奇的。那天可能是徐冰、王炳南同志安排,少奇、朱老总和我们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一起吃了一顿饭。吃完饭出来,走到门口少奇问我:“你是在这里参加土改,还是跟我们上晋察冀?到那儿也能参加土改。”我感到意外,说:“我正在学习,等分配参加哪个工作队,能跟你们走吗?”少奇说:“黄华都跟我们一起走。”我想我刚来这里,还没有真正参加土改,这样不明不白走了算怎么回事?所以我也不知道深浅,就打了个官腔,回答少奇说:“以后有工作需要再说吧!”

我这话说出口以后,当时觉得没什么,回到住处琢磨琢磨感到不对:他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于是就想最好再问问清楚。当天晚上,贺龙同志组织小型招待演出。少奇同志、朱老总都出席了。我就想再去找少奇说句话,走到门口往里一看,见少奇、朱老总坐在第一排,少奇抱着涛涛,正等开演。我犹豫了半天,在门口转了转,最后还是没进去。我这个人,学生时代一心学习,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一直到这时从没有谈过恋爱,这方面很迟钝。后来回想起来,少奇要我跟他走,是对我有好感,想带我上晋察冀,但当时我不敢胡思乱想。

       少奇同志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很快开始投入土改集训学习。一次入睡前,吴青告诉张林生:邓大姐找她谈了一次话,说因为王前对少奇的工作干扰很厉害,大家都建议他们分开,年初他们就离婚了,最近邓大姐想把她介绍给少奇,问她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个,才知道少奇和王前离婚了。

       我在晋绥搞土改,前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结束时已经是1948年的春天。这段时间里,我和少奇没有联系。

       难忘的结婚“仪式”

       大约在1948年的三八节前后,我们结束了在土改工作队的工作,回到了西柏坡。这时,中央外事组已经搬到离西柏坡不远的陈家峪。

       我回到外事组以后,在一些公众的场合同少奇见过面。有一次我去西柏坡参加中央机关的晚会,毛主席和少奇同志都在,我和他们见面说话了。毛主席还问我:“上辅仁大学学的什么?校长是谁?”我说:“我学的是原子物理,校长是陈垣。”毛主席说有“南陈”、“北陈”两个陈,还说全国解放后我们也要搞原子弹。我说“南陈”我不了解,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是研究历史的。主席说的“南陈”,可能是指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

       一次王炳南同志组织外事组舞会,少奇和朱老总都来了。少奇顺便到外事组办公的屋子走走看看,还与陪同人员到我住的小屋转了转。交谈中少奇同志问我:“星期天都干什么?”我说就是到南庄赶集、散步,或看看书。他这时说了一句:“有空上我那玩儿。”

       有了少奇这句话,我决定星期天去一次。但怎么去呢?我心想,我不能向这里领导请假说要去找某某中央领导同志。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跟我们的负责人柯柏年同志说,我有事要去东柏坡找一下赖祖烈同志。6月的一天,我先到了赖祖烈那里,对他说,少奇同志约我去一趟,请你把我送到西柏坡去。赖祖烈当即就把我送进了少奇同志办公和居住的小院。

       我一进去,少奇正在写东西。看见我来,他马上站起来,说:“你真来了!”这次谈话时间比较长。后来,他表示了愿意跟我好的意思。他还说,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很忙,又有孩子,要我好好考虑。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真有特点,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都愿意说自己怎么怎么好,他却光说自己的缺点。我对这事很慎重,最后我特别问了一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婚姻关系?”少奇就说:“如果你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你去问一下邓大姐;应该注意什么的问题,你去找一趟安子文同志;如果想了解我过去的历史,你去问李克农同志。”

       说着说着,我觉得时间不早了,就问:“几点了?我该回去了。”少奇手上没有戴表。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块表看了看说:“表不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我心里又触动了一下。我想:中央领导同志工作没日没夜,怎么连个好好的表都没有?怎么这些事没有人帮他收拾?我当时就有些坐不住,我说:“你怎么也不叫人帮助修一下?”他为难地说:“该叫谁呀?”我也不知道当时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就说:“好,你交给我吧!我帮你去修!”

       中央机关管后勤的赖祖烈同志那里常有人去石家庄办事,我就和他商量,请他把少奇同志的表带去修一修。时间不长,表修好了,可他没有直接给少奇,而是又带给了我。这我就难办了:我不能老往少奇那里跑呀!想来想去,我把表交给了我的领导王炳南同志,并解释修这个表是怎么怎么回事。王炳南同志转天就把表交给了少奇。可这么一来,王炳南同志就看出来了。

       那天少奇要我去找安子文等,后来我还真的去了。我先找了安子文同志。我本来是想请教他:我和少奇同志在一起行不行?他却不谈这个,一上来就交代党的保密纪律,说你和少奇同志在一起,不该知道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等等,就好像我和少奇已经在一起了似的。我又先后到邓颖超、李克农同志那儿,跟他们说了这件事,他们都没想到。

       过了几天,我四哥王士光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到西柏坡来,找王诤同志谈解放区的广播电台工作。他约我见了一面。因为我在大学里是物理学研究生,我四哥和王诤同志想调我去晋冀鲁豫根据地,搞电台天线研究。我说现在不行,我可能要结婚,就把我和少奇来往的情况告诉了四哥。他听了给我泼冷水,说你别胡思乱想。我说我没有,我是很慎重的。我对他很尊敬,同时对他生活没人照顾很同情。我们从好感到恋爱。

       决定结婚以后,少奇要我把我的行李搬到他那儿去。我对结婚还有点老观念。我问他:“我就这样搬到你这里,算是怎么回事?要不要到机关大食堂宣布一下?”少奇思想比我解放,他说不用,结婚就是两个人的事。

       8月20日那天,外事组开了个会,欢送我。第二天,少奇派他的卫士长李长友同志带着他的信来接我,帮我搬行李。他交代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她接来吧!”

       一见少奇的卫士长来接我,外事组的同志们忙乎起来。同志们从集市上买来鸡蛋、奶粉、糖,调的调,蒸的蒸,做了一个大蛋糕,上面还设计了花,挺好看。几位女同志送我的时候,就把蛋糕带着,搁在了少奇的里屋。

       正好这天晚饭后食堂里有舞会,少奇和我都去了。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结婚,就更加热闹了。那天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在。恩来同志特聪明,他见我们没有专门举行结婚仪式,就跟毛主席说:“咱们一起上少奇同志家,看看他们住的地方。”来了之后,主席、恩来、少奇在办公室谈话,外事组的几个女同志就和我到另外一间屋,找刀子、盘子切蛋糕。打开一看,蛋糕已经被挖走了一块,原来是涛涛等不及,先挖一块吃了。我们给主席、恩来、少奇三个人每人切了一份蛋糕。他们一面说说笑笑,一面吃蛋糕,最后都吃光了。毛主席还给他的女儿李讷要了一块带回去。这天是1948年8月21日。

       我觉得,我和少奇同志结婚,说没仪式也没仪式,因为少奇跟平常一样整天都在工作;说有仪式也有仪式,那天机关正好有舞会,很热闹,而且毛主席、恩来同志亲自登门祝贺。


      (资料:罗雄  编辑:罗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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