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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从黄埔生到抗大副校长
作者:罗氏传媒  更新时间:2020-4-7 10:32:32 阅读:

罗瑞卿:从黄埔生到抗大副校长

       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市人。1924年参加学生运动,加入共青团。1927年春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8年在上海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大队长,红四军59团参谋长,红军纵队、师、军政委,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参加长征任中央红军先遣团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教育长、副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抗大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第二兵团政委。新中国建立后,任政治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办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戎马生涯始黄埔

       1926年底,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到四川招生。经中共南充地方组织推荐,罗瑞卿西上成都、南下重庆,经初试榜上有名。1927年春,罗瑞卿同207名川籍考生从重庆乘轮船赴武汉参加复试。一路上,他们兴高采烈,欢笑声和歌声洒满长江!

       此前,罗瑞卿就读于民主革命家张澜创办的四川省南充县立中学。在与校内进步青年任白戈等相识相交中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加入共青团组织。罗瑞卿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等书刊。尤其是聆听了共产党人吴玉章应张澜之邀来校演讲救国救民道理,决心投身人民革命运动,他说:“我和革命生死同心!”

       罗瑞卿家境贫寒,外祖父见他聪颖好学,便资助他跨入中学校门。可是,外祖父十分苛求,只许他规规矩矩读书,不准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当罗瑞卿在学校参加反“佃当捐”,组织“南充中学上海五卅惨案外交后援会”,上街宣传演讲的消息传到外祖父耳朵里,罗瑞卿遭到严厉训斥。外祖父提出: “要么,好好读书,上省、上京、留洋;要么,停止对你的经济供给。”罗瑞卿毫不犹豫地说:“瑞卿走得端,行得正,绝不连累你们!”自此,他与外祖父封建家庭告别,走自己的路。

       轮船出夔门、越巫峡,乘风破浪抵达武昌。几天后,经过严格的文化考试、体格检查,罗瑞卿通过了复试,被正式录取。

       军校举行开学典礼那天,罗瑞卿同从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调来的政治科、炮兵科、工兵大队和第六期入伍生总队共6000余人,聆听了宋庆龄、何香凝、谭平山、苏兆征、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施存统等的演讲,决心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刻苦学习,把革命进行到底。

       规范、严格、紧张、有序的军人生活开始了,罗瑞卿严格遵守纪律,学习、训练刻苦认真。

       每逢周日,军校都组织学生上街演讲、表演文娱节目。罗瑞卿为军校政治部宣传组成员,他常同赵一曼、游曦、陈德芸等演活报剧。他们的演出博得观众声声喝彩,阵阵掌声。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策动驻武汉西面的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乘北伐军在河南作战之机进攻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组成西征军,由武昌警备司令叶挺任总指挥迎击夏斗寅。罗瑞卿随军出征。

       7月初,西征军班师武汉。中旬,许克祥、汪精卫相继叛变,宁汉合流。军校混乱一片。面对严峻局势,军校的中共组织召集党团员研究疏散隐蔽问题。决定军校生提前毕业,由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校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育团。当时,罗瑞卿不是共产党员,没有被编入军官教育团。他不愿留在被张发奎控制的部队里,愤然脱离军校,去寻求新的出路。

       跨出校门,罗瑞卿身患严重的伤寒病,倒在武汉街头,好心人把他送进教会医院。一个月过去了,因交不出住院费,院方雇黄包车把昏迷中的罗瑞卿悄悄送到四川会馆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里。气息奄奄的罗瑞卿慢慢苏醒,一阵阵刺鼻的霉臭味袭来,举目四顾孑然一人,不知身在何处。

       会馆里姓熊的师傅发现了皮包骨头、四肢无力的罗瑞卿,便每顿饭省下一口粥喂给罗瑞卿。绝处逢生的罗瑞卿奇迹般地好起来了。罗瑞卿强撑初愈病体,不顾白色恐怖,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中国共产党。然而,他在军校时认识的党员,有的被捕入狱或遭杀害,有的去向不明。这一切,没有改变罗瑞卿找党的决心。他从武汉跋涉到常德、长沙、南昌、南京、上海。在上海,他与几个衣食无着的军校同学不期而遇。有的劝他:“我们一同到汪精卫那儿去吧!”罗瑞卿坚定地回答:“要去,你们去。我宁可冻死、饿死,绝不加入国民党改组派,绝不背离共产党。”不久,经与党中央接上组织关系的任白戈介绍,中央军委派欧阳钦在黄浦外滩公园与罗瑞卿接头,代表党组织宣布:“党中央批准你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一军团出色政工

       193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对闽西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三省“会剿”。为了向红四军前委转战赣南、打击敌人提供敌方动态参考,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的罗瑞卿托邮差“老表”,从敌占区购买国民党的报纸。几天后,“老表”满载而归,把各种报纸和剩下的钱交给罗瑞卿。罗瑞卿看着大捆报纸十分高兴,掂着剩下的两个银圆说:“你们当邮差薪水低,生活艰辛,就给你聊补家用吧。”“老表”坚辞不收。罗瑞卿劝道:“我们是红军,是为人民的,绝不‘坑’老百姓。你为红军办了事,应该付给你报酬,你应该收下。”“老表”感激不已,握住银圆说:“我当了多年邮差,各种军队都见过,可从未见过这样为老百姓着想、同老百姓心连心的军队啊!”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任红十一师政委的罗瑞卿指挥战斗时负重伤。子弹从左颊穿入,血流如注。毛泽东、朱德闻讯即派总部医生叶青山抢救。罗瑞卿昏迷数日,又一次奇迹般挺过来了。用他的话说:“摸了一下阎王爷的鼻子,我就回来了!”

       主攻漳州任务完成后,红军进驻石码,当地保安队摆茶点恭迎。群众疑惑了,不敢迎接自己的队伍。第二天,欢迎红军的群众大会在石码公园举行,擅长演讲的罗瑞卿检讨说:“红军初到此地,有些情况不了解,受到反动分子的欢迎。群众不敢接近,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他对红军战士说:“这次来漳州、石码,不但要注意军容风纪,还要遵守城市政策。不要看见洋房就打,看见穿西装的就抓。打土豪之前一定要调查,不能搞错。”对群众说:“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杀人放火,扫帚也要过三刀!’我想,你们已经相信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会用更多的事实来向你们证明,红军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仁义之师!”罗瑞卿用当地事例说:“昨天,一位老阿婆告诉我,她家的小猪娃养大卖出去,交了6次税。红军来了,就是要消除苛捐杂税,让老百姓直起腰来!”会后,罗瑞卿等深入城镇乡村发动群众,帮助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击土豪、没收敌产,顺利完成筹款和扩大红军任务。

       1932年夏,红一军团转战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部队生活清苦不堪。一天,部队打土豪给军团保卫局分了一头肥猪,几个月未闻荤味的指战员乐不可支。开钣了,每桌都有一盆香味扑鼻的辣椒炒回锅肉。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而有一战士则瞪着肉盆生气。管理员不高兴地说:“将就点儿吧,总比野菜南瓜汤强!”对方火气更大了,争执起来。

       午饭后,罗瑞卿叫来管理员,问:“福建同志不吃辣椒,你知道吗?”管理员答:“知道。”“那你为什么这样做?”“照顾大多数呀!”罗瑞卿说:“加点辣味,这是好心,对少数人的习惯考虑不周是难免的。可是,与不吃辣椒的同志吵起来,就是你不对。”见管理员不服气,罗瑞卿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参加红军是闹革命。福建同志入伍不久,生活不很适应,我们应满腔热情地对待他们。管理员工作不简单呀,一把勺子调百人口味,关系到大家的健康,影响到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啊!里边有政治学问哩。今天发生的不愉快事儿给你出个招,明天挽回。”

       翌日午饭时,一盆盆香喷喷的红烧肉摆上餐桌,另添了一盘炒辣椒。当管理员走到福建同志身边,几双大手不约而同地伸过来,连声感谢。管理员激动地说:“是罗局长教我做的。”

       罗瑞卿任一军团保卫局长几年中,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次,军团卫生部误发了药品。负责此项工作的是一个从国民党部队俘虏过来的卫生人员,有人说他别有用心。罗瑞卿调查后,证实确属粗心大意发错药,并非有意.从而避免了一起错案。

       保卫局有位副科长,出身富庶之家,对艰苦生活不适应,产生怕苦怕累怕死的思想,进而对革命缺乏信心。问题反映到罗瑞卿这里,他没有给这位副科长扣“政治动摇”帽子,而是多次和他促膝谈心,开导他。经教育,这位副科长觉悟提高了,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干部。

       许多年后,聂荣臻谈及红一军团保卫局的工作时说:“我记得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帮助,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这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段话是对罗瑞卿担任保卫局长期间工作的肯定和赞扬。

       军中文化传播人

       1933年春,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了解到罗瑞卿上中学时,在《孙中山之死》的剧目中扮演过角色,一直酷爱戏剧。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一军团保卫局长后,文艺才华更加显露。知人善任的罗荣桓便委托罗瑞卿在保卫局内开办文化娱乐训练班,培训部队文艺骨干。

       在训练班里,罗瑞卿不仅领导全面工作,而且既当编剧、导演,又当演员。他的第一部剧本是《谁给我的痛苦》,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对当时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起了鼓动效果,深受群众好评。后来,这出剧成了一军团的保留剧目。每到一地演出之前罗瑞卿都作一番调查,将剧中的人和事换成当地真人真事。群众看完演出后说:“红军真神,才来到我们这里两三天,就把我们编进戏文里了!”

       训练班结束后,一军团的文明戏演出越来越火爆。当时部队崇尚花鼓戏,内容陈旧。罗荣桓指示罗瑞卿用反映现实的文明戏取而代之。因此,在部队文艺工作者中兴起自编自演文明戏的热潮。在罗瑞卿的领导下,一军团文明戏的演出在第四、五次反“围剿”时达到高潮。罗瑞卿执导了由聂荣臻编写的四幕话剧《南昌起义》、李伯钊和李克农合编的《杀上庐山》。最为轰动的是由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和宣传部长张际春编剧、罗瑞卿执导的大型话剧《庐山雪》。剧中反映红军攻克南昌杀上庐山,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如春天的残雪消融、崩溃。演员阵容空前强大,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角色就是由本人饰演,罗瑞卿自告奋勇扮蒋介石。众多军团级干部演文明戏,传为佳话。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战士中有文化的寥寥无几。罗瑞卿见身边的警卫员和勤务兵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就主动当他们的“教员”,利用作战行军间隙组织他们学文化。没有纸张、铅笔,就找来了门板作黑板、木炭作粉笔、废书报当作业本,教大家识字。

       罗瑞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战士们讲课,那些深奥的革命道理和科学知识,经他讲解都浅显明了。那时,红军战士大多来自偏僻山区,封建迷信思想对他们影响很深,许多人信神信鬼。罗瑞卿就向他们讲“无神论”,他形象地比喻说:“人是有思想的,什么叫思想?比如说你会想家、你会看书写字、你会拿枪打敌人,如果你没有思想就不会做这些。木头没有思想,它不会做这些。人死如木头一样什么也不知道,哪里有什么神?哪里有什么鬼?那全是封建地主阶级对老百姓的欺骗愚弄。”深入浅出的讲解,驱散了战士们头脑中那些鬼魅魍魉,吸收了唯物主义的科学知识。

       长征路上保卫党中央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期间,罗瑞卿率领一军团保卫局担负会场外围警戒任务。为保障党中央的安全,他昼夜紧张有序地工作着。

       罗瑞卿得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一消息,振奋不已。在回驻地的路上他激动地对警卫员说:“这下可好了,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军事,红军得救啦!”两个警卫员情不自禁地抓住罗瑞卿的手跳起来。劳累数日的罗瑞卿兴致不减,给他们讲毛泽东的故事。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由红军胜利粉碎敌人“围剿”到长征中运筹帷幄……他的语调渐渐由激奋转向深沉,说:“党找到这样好的领袖不容易啊!我们要好好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5月,罗瑞卿受命担任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红军先遣队参谋长。他协助刘、聂指挥先遣部队运用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和策略,顺利通过四川彝族聚居区,占领了安顺场,渡过大渡河。

       8月,红一方面军组成的右路军历尽千辛万苦走出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准备继续北上。此时,张国焘却提出与党中央北上方针相对抗的南下计划,企图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连夜召开保卫局全体人员会议,他说:“我们要坚定地紧跟党中央北上。有人不同意北上,这是错误的。我们要紧跟中央走,紧跟毛泽东同志走!别人的话我们不要听、不能听。”针对有人企图挑动红军打红军,他告诫大家:“我们是中央红军,要顾全大局,不能乱来。既使避免不了发生冲突,也要听从中央的,服从军团部的指挥,绝不许自行其是。”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揭露张国焘错误后,罗瑞卿在传达会议精神时说:“张国焘和党中央搞分裂、要南下到西康去。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跟党中央北上!”

       延安抗大副校长

       1937年,大批进步知识青年纷纷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为解决学员住宿困难,时任抗大教育长、副校长的罗瑞卿,带领学校干部在凤凰山实地勘察,进行规划,自力更生挖窑洞、建校舍。

       10月下旬,1000多名抗大教职员、学员在罗瑞卿等带领下开上凤凰山。劳动中罗瑞卿和大家一样挥汗如雨,休息时就讲反“围剿”和长征中的故事。10多天后,100多孔新窑洞一层层、一排排地点缀在凤凰山麓。抗大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时,党中央送来毛泽东手书的“我们的伟大事业”横匾,以示祝贺。毛泽东在给抗大师生的信中写道:“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是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193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罗瑞卿写一本介绍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的书,以帮助抗日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开展政治工作。罗瑞卿住进毛泽东隔壁的窑洞里,埋头笔耕。几个星期下来,一部全面、系统总结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的书稿完成了。毛泽东捧起这20多万字的书稿,略加修改,高兴地提笔写下《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书名,即交付印刷。

       第二年夏,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央指派罗瑞卿率抗大和陕北公学合组的八路军第五纵队转移晋东南办学。东进队伍渡黄河、越吕梁、涉汾河……翻过云中山抵达全程最险恶的地段——同蒲路封锁线。这里据点林立,日伪武装封锁严密。虽有一二O师两个团护送,但对于手无寸铁,缺乏行军作战经验的5000多人的庞大队伍来说,确非易事。罗瑞卿同护送部队周密组织、精心安排。夜幕中,队伍安全通过了封锁线。天边刚露出一抹朝霞,罗瑞卿来到各队宿营地,诙谐地说:“同志们,我们胜利了,敌人忙了好一阵子,只拣到我们丢了的一双破草鞋!”

       1940年元旦,抗大第五期13个连的学员毕业了,将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一二O师部队去工作,学校举行欢送大会。罗瑞卿陪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一二O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等出席大会。贺龙、聂荣臻等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辞。罗瑞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说:“聂司令员、贺师长欢迎你们去,去的同志要高兴地去,要发扬抗大的传统和作风!可是,由于革命的需要,有部分同志要留下来到新的地方去完成新的任务。我想,这些同志也如上前线的同志一样,是会高高兴兴地留下来的……”那些急切希望到部队却被留下来的学员,听了这番话豁然开朗了,决心服从组织的安排。

       罗瑞卿十分关心抗大文工团的创作和演出,常指导创作人员写什么、怎么写。他授意剧团写了活报剧《一双破草鞋》,形象地描绘了日伪的丑态与失败。皖南事变后,剧团创作历史剧《亡宋鉴》,罗瑞卿给予高度评价,调《亡宋鉴》剧组到铜峪镇为前线抗战将士专场演出。罗瑞卿对文工团演员很熟悉,几乎能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文工团的现状及发展规划、团员的思想及团员入党等问题始终牵挂着罗瑞卿的心。    

        原载:《中华魂》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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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大将罗瑞卿

      


      (编辑:罗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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