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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烈罗登贤事迹访谈
作者:  更新时间:2018-11-17 14:36:36 阅读:

罗登贤之子罗伟民忆父亲:他的遗言给我印象最深

       罗登贤(1905-1933),原名罗举,化名达平等,广东南海人,中共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1928年5月任第五届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6月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递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1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0年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1931年2月任中共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12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1932年12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党团书记。1933年3月在上海出席全国海员工人会议时被捕,4月解来南京,8月牺牲。

罗登贤之子罗伟民谈父亲

       父亲罗登贤的事迹我多是从书中知晓
       罗伟民在1932年10月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罗登贤在香港的姐姐家抚养,小时候,他没有听家人过多谈起父母的事迹。
       罗伟民:我出生以后啊,我母亲就把我带到了姑妈家。我姑妈家那时候在香港,我姑丈啊他们抚养我。我在姑妈家成长。
       罗伟民在香港的培侨小学读书,后来1949年,开国大典,他来到了北京,见到了母亲,但母亲并没有向他提起去世的父亲。

1929年罗登贤和周秀珠在南京结婚

       罗伟民:我从香港到北京以后,我母亲来看我的,怎么来看我呢?香港那些同志带我到北京,经常跟我姑妈有联系的那个连贯,后来我知道他是政协会议的秘书长,很多人从香港到北京去,那就把我拉到上去北京,我就孤单一个人。我原来那个时候就在那个小学读书,在培侨小学读书。
       罗伟民:见了母亲没有什么好多话好说,因为那个地址是连贯给我的,所以我写封信给她,我就到了北京。她就来看我,她看我呢也没说什么很多的话,跟我说我父亲什么都没有,都没说这些事。因为她那时候已经重新结婚了,有三个孩子,所以她也没多说什么,我也没有多问她什么。那时候也很想(知道父亲的事),但不知道怎么问她,问她什么东西。住了一天两天吧,她就回去了。
       罗伟民后来在北京的华北中学读书,1951年抗美援朝,罗伟民参了军,对父亲的事迹才慢慢了解。
       罗伟民:后来我知道这些情况就是参军以后,通过图书馆啊《红旗飘飘》啊才知道。以前基本没有人跟我讲过。因为姑妈那些人她也不识字的,也不会知道。另外我父亲也不能让人家都知道他的具体情况。所以他照这个相回来,带那些信物啊它都是背面侧面的。
       主持人:就是49年你姑妈把这个照片给你。
       罗伟民:对的,就是临走之前给我的,到北京之前她给我的。
       主持人:您一直带在身上?
       罗伟民:对,带在身上。唯一一个信物了。
       罗伟民:参军以后先到预种,东北长春,预备学校,读了半年,然后就到航校,第一航校也在长春,读了一年,读了一年以后就毕业出来了。第一次分配工作就分配到了南京,大校场那个机场,那是第一次去雨花台。以前都知道得很少,基本没有人怎么跟我讲我父亲的事情。
       主持人: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啊,第一次去雨花台?
      罗伟民:第一次是我一个人自己去的。去了以后看了都很感动,后来我就把我夫人啊儿子啊都带去看过。
       主持人:您父亲他也是非常机智的这么一个人,当时(在冯仲云家)印刷宣传品的时候,当时他装作哄您睡觉,用脚使劲在地上踩,掩盖印刷机的响声,这个事情您有没有听过?
       罗伟民:我没有听过。我听我的同事讲过这个事。什么同事呢,办公室主任叫冯仲云,他原来是办公室主任,后来就回来佛山做水利部的部长,他的女儿说的。因为他女儿叫忆罗,忆我父亲。
罗伟民:记得最深的就是他说的两句话,我死不足惜,就是我死也不可惜吧,但是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见到中国解放,人民解放这个期待。这个就对我有很深的刺激,叫做死都不怕,就是要干革命,为人民服务,为党服务,死也没有什么问题,都不在惜的。大公无私吧,最大刺激我的就是这个大致情况。
       罗伟民:因为我觉得我父亲是我父亲的事情,他的伟大是他的,他的英明伟大是他的,不是我的。我就是做好本职,做好本身的工作,做好自己,做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不要被社会抛弃。我对我儿子也是这样要求的,不要想他变成什么很伟大的人,我不要,做一般的人。

罗登贤之孙罗超讲述爷爷的英雄事迹


       罗超:从他省港大罢工的时候,当时还是比较年轻的,主要写他个人的回忆文章我还没看到过。后来在四一二之后,27年,广州这边要组织一次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之前,四一二之后,广东的区委已经是要撤到香港去了,所以当时在4月份成立广州市委,当时罗登贤还是在香港市委,他就是广州市委的第一届的成员了。回来就组织配合张太雷他们组织广州暴动,在广州起义之前他已经是广东省委委员了。当时我看到他的一些工作也是做一些秘密的工作,在广州香港两地跑,联系。因为当时省港大罢工的很多战斗人员,就是纠察队他们那些人,武装力量有一些要解散啊,所以他们要重新组织一些人员,在起义爆发前和爆发后有可能也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农赤卫队。
       罗超:现在看当时广州起义3天就结束了,所以当时战斗还是比较惨烈的,在撤退的时候没有一个很好的安排,所以当时主要牺牲的,我们看到的也是主要牺牲的这些工人,赤卫队员。当时包括在白军入城之后,所有屠杀的人,包括领馆的一些人员,当时主要留下来的都是当地的工农赤卫队的人。
       罗超: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就是罗登贤当时和黄平任为广东省委,向周恩来去汇报广州起义,周恩来亲手记录了一个记录,这个是史料上可以看到的。后来罗登贤回香港之后就被捕了,被捕之后,后来经组织营救,出狱之后就……当时27年后,到28年了,就调上中央了,上中央后来就因为要开六大。六大当时国内的情况,不适合在国内召开,就正好共产国际也要在莫斯科开会,所以中国六大召开,当时罗登贤是留守中央的一个常委,就是和任弼时和李维汉主持中央的工作。在六大结束后,因为当时苏兆征和邓中夏他们还没有回国,所以当时罗登贤是递补的政治局委员,然后就到江苏省委任江苏省委书记了。接下来就是南方局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了。后来三十年代初呢,又上去中央了。苏兆征去世之后就接了苏兆征的(职务),全国总工会的代理委员长,还有一些职位是包括一些中共组织部副部长啊,还有一些军委委员、军委书记啊这些都是在31年的时候就任职了。
       罗超:后来三十年代之后就是顾顺章叛变,那个书记也叛变了,就是也被捕了,所以在上海主要的一些组织都受到破坏了,所以在上海都分散了。所以当时罗登贤是被派到东北去,作为一个中央驻东北的全权代表,指导这个满洲省委工作。他是在九一八之前就到东北去了,那正好就也向中央汇报了一下当时东北的一些情况,在九一八之后,因为满洲省委都给日本关东军给破坏了,所以就是临危受命在当时接了满洲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工作。那当时其实在东北党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我看到一些材料上记录,把一些革命同志从监狱里营救出来,另外呢还有向中央要求派一些军事干部啊,当时是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啊,一方面组织自己的抗日游击队,另外还是派一些干部到一些义勇军去,做一些政策的指导工作,这个就为后来这些抗日义勇军,很多都要转移到苏联去之后,真正其实在东北抗日的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最早代表共产党抵抗日寇的就是东北抗联。
       罗超:所以当时罗登贤在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上他就要求所有共产党员是不能离开东北的,当时他会联合各种力量抗日武装,这个也是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当时那个成分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会被当时的中央,就是北方会议之后就认为东北满洲这边是落后,没有打土豪分田地啊,说这个满洲特殊,认为是“左”的错误,认为满洲省委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把罗登贤撤了满洲省委书记,那他被撤职之后呢,还是有半年时间待在东北,因为他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这个身份,还是有跟一些巡视员啊,又或一些抗日的一些骨干的军事干部他们做一些安排,一定要继续执行抗日政策,他后来就回上海了。
       罗超:回上海几个月还是做了一些抗日的,就是组织一些纱厂啊工厂啊罢工,还有支持东北抗日前线募捐工作,后来就被捕。
       罗超:他在上海,在五福弄。五福弄那个地方11号现在已经拆掉了,他们当时是要组织一个会议,当时廖承志啊,同时被捕的人啊,当时应该是有一个秘书,当时执行局的一个秘书叛变了。罗登贤当时也是去参会的时候,就给一个埋伏在那里的一个特务给抓了。所以当时他的,当时用的是化名嘛何永生,当时被叛徒指认了他,当时就因为涉及到廖承志。因为后来在狱中,当时都是秘密逮捕的,廖承志就设法通知了他母亲,当时就要求登报营救他,当时这个案子整个在《申报》还有一个追踪报道,当时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案件。
       罗超:在监狱里面他的身份基本上给他指认的是党的高级干部,所以其实在监狱对他动的刑是我认为是最高,就是最残酷的惨无人道的这种行为,比较难以开口说出来的刑法都用上了,但是他一直都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以当时宋庆龄在狱中去探望他,做好了为共产主义牺牲的念头。所以他最后也是被杀害在雨花台。
       主持人:当时那个刑罚您说很残酷,大概是到什么地步呢?
       罗超:一个就是应该是当时腿都压断了,腿肯定是压断了,就是可能对他包括下体啊很残酷的体刑,所以是无所不用其极。对整个身体的摧残是非常严重的。
       主持人:宋庆龄大概是什么时候去探望他的?
       罗超:宋庆龄大概是33年的4月5号。
1933年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就义时,狱官问罗登贤有什么遗言?他凛然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就义时,年仅28岁。革命烈士家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主持人:您爷爷他是不是特别聪明过人啊,组织能力特别强啊,要不然他怎么能在20岁就入党还发动工人运动?
       罗超:他应该是比较,他读书也不是读得很多,但是他比较学习很刻苦,其实他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当时那些很多我党的高级干部都是大知识分子,其实他是自己学习很刻苦的,其他没有听说什么,我的父亲他有个表姐比他稍大一点,领养她的我姑婆的养女,在香港。我父亲还没出生她就在香港,很小啦,当时她就说我爷爷当时在香港从来都没有带她出去玩,他自己在阁楼就读书、看书,当时没有带她去买东西啊,或者去看电影啊,当时很流行看这个西洋电影,都没有带她上街去玩。都是在一回来就看书学习。
       主持人:你们也是十多岁的时候父亲才跟你们讲这些故事,也没有讲得很早?
       罗超:没有,因为我跟我弟弟相差9年啊,我在武汉出生,后来文革之后就回广州啦,我弟是在广州出生的,那其实一直以来也没有,父母都没有特别地讲爷爷的故事,只是后来文革结束了,文革结束我开始读初中了嘛,76、77、78这个时间,我在初中的课本上,当时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她父亲,就描写她父亲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怎么和国民党斗争的经历,其实当时陶铸写了一首诗,我记得就是最后一句漫凭热泪哭施罗,它下面有一个注解就是就是邓中夏,当时化名是施义嘛,那罗就是罗登贤,当时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爷爷,我父亲就跟我讲。
       主持人:当时您才知道是吧?
       罗超:对,其实当时家里只有雨花台的一个小册子,《烈士简介》,上面就写了几行字,就是说我们的爷爷还是为国牺牲的烈士。那其实是后来,奶奶平反了之后,我父亲才重新领了那个烈属证,七几年才有了烈属证。
       罗超:奶奶其实在大革命时期是比爷爷还活跃的人,她也是从小在香港,也是受帝国主义欺压,所以她在省港大罢工,她是一个童子团的主要的委员,所以她在省港大罢工的时候是非常活跃的一个女性。
       罗超:奶奶的一生还是比较坎坷的。她其实在,她一直在做妇女的工作,所以她在中共六大她是去莫斯科参会的,她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而且是大会主席团唯一的一个女性,也是大会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个女性。她当时18岁,周恩来啊,斯大林、布哈林他们都是主席团成员,她当时跟邓颖超啊蔡畅啊都是妇委委员,关系都非常之好,所以当时六大她是妇女工作的召集人,当时妇女工作报告是由她上台去发言的,时间关系可能没有上台,但是报告是大会全程通过了的。所以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后来在上海我爷爷被捕牺牲之后,她也那时候在上海,白区是非常艰苦的情况,上海受了几次大破坏嘛,中共中央那时候在上海,所以在34年的时候基本上全部被人家清理掉了,待不下去了,她应该是在最后一次的大搜捕中被捕的,和当时的那些,临时中央的那些主要领导都一起被捕了。
       罗超:从字面上来想,她改成一个周冷波,也不知道是……
       主持人:她心境的一个变化可能还是有一些原因。
       罗超:有一些原因,因为其实她的弟弟也是烈士,原来的丈夫也是烈士。
主持人:英雄事迹是祖辈的,自己的工作还是要踏踏实实做,你们始终都是秉持着这样一种家风的?
    罗超:自己还是会感觉到血液里面流着的那种,有一种荣誉感,这个还是有一种这种正气的价值观,就是对自己还是有一根弦在这里。就会不断地去找历史上的一些资料啊,不断地去发掘会找一下。因为之前是根本没有看过的资料,之前也没有过多地感觉到什么特殊,反正还是要正直做人吧,还是要跟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划清一些界限吧。所以相对还是对自己来讲,还是骨子里面,我认为血液里面自己有一个自我约束的概念。

(编辑:罗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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