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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出300元为战友罗哲烈士修墓
作者:罗氏传媒  更新时间:2021-2-4 9:07:34 阅读:

罗哲是毛泽东找了多年的战友

知其已殉国,毛主席出300元修墓

    1956年7月份,身在贵阳的曹云芳接到市领导的通知,通知内容概括下来就是:

  赶紧给毛主席写封信,他老人家一直在找你!

  对于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通知,曹云芳一时竟不知该如何给领导回话。整整28年过去了,曹云芳没想到毛主席还记得她这个老战友。

  新中国成立的这6年多的时间里,她不是没想过找主席叙叙旧,说一说当年的那些事儿。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无非两个原因:

  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和毛泽东一家已经有28年没有联系了,28年的时光能改变多少东西她很清楚,她真的不确定人家是否还记得自己、还记得丈夫罗哲;另一方面,她不想让别人觉得她是仗着以前认识主席,就想得到特殊照顾,她从来就不是这种人。

  只是当她这么低调地在贵阳生活着时,从来没想过,身在北京的毛泽东一直在找她。从建国前,找到建国后。

  在思考了良久后,7月8日,她还是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曹云芳告诉了毛泽东两件事:

  第一件事:丈夫罗哲已于28年前遇害,死前没有出卖组织、没有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第二件事:自己一切安好,如今有两个女儿、一个继子,都已经长大成人。

  信写完后,曹云芳焦急地等待着回信。而毛泽东收到这封信时,已经是7月底了。对于这样一封信,毛泽东是悲喜交加。

  喜的是: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他们的下落,毛泽东其实已经做好了他们夫妻俩都已经牺牲的心理准备。所以,听说曹云芳和孩子仍在世,毛泽东是十分欣喜的。伤感的是:原来罗哲是在1928年,与自己分开没多久后就已经牺牲了,那时候他才26岁,还那么年轻。 

  在这样的复杂情绪之下,毛泽东于8月11日,才提笔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云芳同志:

  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

  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

  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斟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

  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了。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

  顺祝康吉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在1956年8月11日落款为:毛泽东。

  在毛泽东所有的书信里,这封信是属于较长的一类。在信中,毛泽东和曹云芳甚至唠起了家常,比如提起“你见过的两个孩子”,牺牲了的那位是他的大儿子毛岸英,于1950年11月25日牺牲在朝鲜战场;生病的是毛岸青,因为小时候在上海流浪的经历,毛岸青落下了头疼的毛病。

  对两个儿子的这种伤感情绪,毛泽东从没有在与其他人的书信里提到过,但在这封给曹云芳的信里却直接写了出来。可见,毛泽东和曹云芳一家以前的关系是极好的。

  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这200余字的信里,最重要的一句是:

  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

  毛泽东写信一向是滴水不漏的。提到往事,身为主席的他经常用一些类似“可能”、“或”这样的字眼,生怕因为自己记错了,而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但提到罗哲,毛泽东用的是“我可作证”,说得是这么笃定。这也是他第一次,为战友的烈士身份作证。

  这20个字,是对罗哲最大的肯定。没有这句话,这个26岁就英勇殉国的年轻人,或许不会被世人所知晓。

  同时,这20个字对曹云芳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安慰。丈夫过世得太早了,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给她,身边已经没多少人还记得他的模样。过去这些年里,曹云芳不是不想给丈夫申请烈士身份,但在没有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对于28年前的事,她一个人怎么说得清?

  面对这封回信,曹云芳潸然泪下。过去几十年的付出和坚持,似乎都在这一刻得到了肯定:原来当年自己和丈夫做过的那些事,在这个世上还有人记得。往事,就如同昨日才发生的一样,一幕幕出现在曹云芳的脑海中。

  丈夫罗哲是湖南株洲人,1902年出身农家,因为家里贫困,直到16岁他才从湘潭县立高等小学毕业。不过,他是那么聪明,不久就考上了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在学校里,罗哲是妥妥的一枚激进青年加学霸。

  作为工业学校的代表,他经常带着同学们参加湖南省学联的筹备工作,并很快受到了学联骨干毛泽东的注意。罗哲比毛泽东小9岁,经常跟在毛泽东身边搞学生活动,总是叫他“润之哥”。因为都说着一口湖南话,旁人还总以为他们是兄弟俩。每次别人这样说,毛泽东和罗哲都不解释。

毛泽东

  工业学校毕业后,罗哲考上了北京国立外交部俄文专修馆,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名校。得知这个消息,毛泽东忍不住夸他:“株洲出人才呀!”那时候,毛泽东就判断:这个小老弟将来定能有所作为。

  果然,罗哲没让毛泽东失望。到了大学没多久,罗哲就成了学校的骨干。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被选为了学校代表,和同学们一起向段祺瑞政府请愿,那一年他才23岁。

  当学校队伍浩浩荡荡来到政府面前时,段祺瑞害怕了,他命令军警开始镇压。没枪没炮的学生们没料到他们会这样,只能四处奔逃。年轻的罗哲一边指挥同学们撤离,一边为他们断后,最后自己脚被子弹击伤,血流不止。幸亏有同学帮了他一把,他才保住了命。

  因为这件事,毛泽东对罗哲刮目相看。他没想到,这个个子不高的小老弟身上,居然有这么大能量。这样的人才,他当然要用!不久,毛泽东介绍罗哲入了党,此后罗哲就成了毛泽东的好帮手。1926年,毛泽东在武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还特意让罗哲一家过来帮自己。

  那时候的两家人,经常和武汉当地的有志青年聚在一起。杨开慧和曹云芳带着孩子们忙前忙后;而男人们,则在房里说着他们的计划,畅想着中华的未来。每次她们把准备好的吃食拿到屋里时,毛泽东总是当着众人的面,对杨开慧说:“谢谢,我的夫人”。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幽默,经常能逗得杨开慧都不好意思。

  而在一旁的曹云芳看到后,总是羡慕得很。回家后,她总不忘训上丈夫几句:“你看看你润之大哥,你什么时候对我也能这么客气”。是的,在曹云芳眼里,丈夫从来就是一个不懂浪漫、不会哄人、说话特别直的家伙,他总是嫌自己笨手笨脚的。为此,曹云芳没少跟开慧姐抱怨。而杨开慧总说:“你们呀,就是前世的欢喜冤家!”

毛泽东和杨开慧

  曹云芳真正开始理解丈夫,是在他们分离之后。1927年,湖南局势开始紧张起来,毛泽东只能派罗哲去一趟。

  这是曹云芳第一次和丈夫分别,她本想着给丈夫准备好一桌践行宴,说说体己的话。但罗哲一接到任务,就回家里收拾行李,临行时还把他们结婚时买的那个木箱子拿走了,说是要拿去装文件和起义军费。这可是曹云芳最宝贝的东西,就这样被他“征用”了,曹云芳委屈极了。她觉得丈夫眼里只有革命,根本没有自己这个妻子,他的人、他的心都不属于她。

  直到有一天,曹云芳听说丈夫给润之大哥写信了,赶紧跑到他家来看。丈夫离开这么久,每一次来信都是汇报工作,从来不知道写家书给她。曹云芳虽然心里埋怨,还是忍不住来看看那熟悉的字体。结果这一次,令她欣喜的是丈夫在给润之大哥的信里,还夹了一封专门写给她的信,信里写着:

  尤其是要认真学习,尤其是不要多吃辣椒。

  还和从前一样“训”她,还是这么不懂浪漫。但看着这封信,曹云芳心里却乐开了花。她平时没什么别的爱吃的东西,就是特别爱吃辣。每次罗哲看着她用辣椒干就着饭吃时,就忍不住要说上她几句:这样对身体无益!

  在旁边的毛泽东看了这信后,就在一旁起哄:“两个尤其,以后我就叫你尤其好不好?”就这一句话,便把曹云芳逗乐了。

  1927年7月份,汪精卫叛变革命,毛泽东知道武汉也已经不安全了,就带着妻儿和曹云芳等人一起回到了长沙。在那里,罗哲被任命为湘潭县委组织部长,为组织秋收起义做了大量工作。

  这段时间是曹云芳一生最开心的日子,因为能天天陪着丈夫。不久曹云芳怀孕了,这对年轻人像所有父母一样,会为该给孩子取什么名字而争吵,会猜是男孩还是女孩。1928年春末,孩子终于出生了。双胞胎!两个女儿。

  这可把罗哲高兴坏了,他给女儿取名:罗天元和罗天亚。两个看上去有点儿男孩子气的名字,寄托了夫妻俩对孩子的无限期许。男人的长大往往就是从他有了孩子开始的,有了女儿后的罗哲变得温柔了起来,给孩子洗尿布、照顾媳妇月子,罗哲这个“直男”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如果生活能继续这样下去,那曹云芳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之一。但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将发生什么。

  1928年7月2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罗哲夫妻俩不幸被捕。幸福的四口之家,从此不再完整。在反动派大牢里的日子,是曹云芳不愿向孩子们提起的一段经历,因为在那里她和丈夫经历了生离死别。

  为了能保护好妻子,罗哲揽下了所有的“罪名”,他坚称:“她就是一个不懂事的家庭妇女,跟我完全谈不到一处!她能知道什么!我出门工作连带都不愿带着她!”这个男人,就是这样保护妻子的。

  因为罗哲的保护及外界的施压,反动派不得不把曹云芳给放了出来。分别前,曹云芳很想再和丈夫说句话,但罗哲却拒绝见她,他明白这样做妻子才会更加安全。

  曹云芳获救后,罗哲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在此后的40多天里,敌人为了能从他嘴里得到有用的信息,对他严刑拷打。在一次次的昏迷和清醒间,他始终没有松口。敌人终于还是不耐烦了,他们把他绑到刑场,一路上罗哲大喊着:“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派”。

  听到这话,敌人拿刺刀裂其口,却仍没有挡住他说话。在刑场上,敌人按着他跪下,他又站起来高呼。最后,他是站着死在了敌人的枪口下的,这些场景是后来老乡们告诉曹云芳的。“他是站着死的”,此后的很多年里,这一幕就经常出现在她的梦境中。这个男人,成了她心里的英雄。

  待敌人走后,曹云芳再次冒险回到住处,想找到一些丈夫的遗物留念。结果,她把整个屋子都翻了个遍,才发现:原来他们从来没有拍过合照,丈夫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好在,那个作为新婚家具的木箱子仍在。从此,这个木箱子就成了曹云芳对丈夫的唯一念想,它陪伴了她半生。

  带着这个木箱子和两个女儿,曹云芳回到了丈夫的老家株洲。此时的曹云芳面临着两难的决定,两个孩子她不知道该如何安排。

  她是一个革命战士,她得回到属于她的“战场”上去。为了保住丈夫的血脉,她的理智告诉自己应该把女儿们都留给罗哲的亲人们抚养。但她也很清楚,烽火年代多少人一别就是一辈子,她真的舍不得。于是,曹家人和她商量之下,做出了一个对双胞胎姐妹俩来说颇为“残忍”的决定:

  大女儿罗天元留在株洲,由曹家人抚养;小女儿罗天亚,跟着妈妈走。

  在那个年代,这样安排无疑也是最妥当的。因为它可以保证,不管是其中任何一个孩子受到父亲的牵连,另一个都会是安全的。这对姐妹,后来是在建国后才得以相见的。

  相比姐姐,跟着妈妈的妹妹罗天亚,日子要过得艰难一些。那样的岁月里,一个女人带着一个襁褓里的孩子生活得有多艰难,我们想想也能明白。为了保证安全,曹云芳在后来的革命中,不得不隐姓埋名。

  每次当小天亚问起自己爸爸是谁时,她甚至无法说出“罗哲”二字。但她会告诉孩子,父亲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这种逃亡式的生活,直到她与女儿辗转到了贵阳,才算结束。

  而对于罗家经历的这一切,毛泽东是毫不知情的。因为,在罗哲夫妻被捕的同时,毛泽东一家也同样经历着生离死别。当时已经预感到危险的毛泽东,把妻儿送回了湖南板仓,自己则去指挥秋收起义。而杨开慧仍在1930年不幸被捕,在狱中她也做出了和罗哲一样的选择:宁死不屈。1930年11月14日,她在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年仅29岁。

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

  两个原本都无比幸福的家庭,都因为革命事业而变得不完整。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会在回信里对故人曹云芳那般关怀,他懂得失去挚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毛泽东之所以会一直找不到曹云芳,也寻不到罗哲的消息。原因是罗哲牺牲前为了保护党内的信息,从没有告诉敌人自己的真名;而曹云芳后来为了保护好孩子,也做了一样的选择。

  所以毛泽东才会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还找张维打听罗哲的下落。那时候,张维也只是听说罗哲已经牺牲,对于曹云芳和两个女儿的情况他并不知道。所以毛泽东是直到收到曹云芳本人的信后,才确定罗哲牺牲的时间。

  毛泽东在寄信的同时,也寄来了300元修墓的钱以及他亲笔题写的碑文。这笔钱,是他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来的。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处处都要用钱,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的墓也一样很简单。所以,虽然毛泽东能为兄弟罗哲证明其烈士身份,却不能破例让政府为他修墓。他只能在信里交代曹云芳,让她以家人的身份修墓。

  方寸之间,都是规矩;公与私之间,都是讲究。

  这笔钱,曹云芳一毛也没有拿来己用。女儿还小的时候,她都能挺过来;现在女儿长大了,这笔钱她已经不需要了。她把这些钱全部交给了丈夫老家人民委员会的同志,恳请他们帮忙为丈夫修烈士墓。

  不久,一座崭新的烈士墓立在了湖南,上面刻写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6个大字:罗哲烈士之墓。在罗哲烈士离世28年后,他的名字终于与无数湘江烈士一样,被世人铭记。面对墓碑,一向坚强的曹云芳抱着女儿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这一天,她也等了28年。

 罗哲烈士墓

  直到这时,她才把从前经历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女儿们和株洲的乡亲们。有了毛主席的那句“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她所有的话都有了凭据。

  此后的多年里,毛泽东一直关心着曹云芳一家的生活。他时常托贵阳市委的同志们,问她生活上可有困难,每次曹云芳都表示:过得很好。

1958年:毛泽东为曹云芳的题字 

  1958年夏天,贵州省委的同志要到首都述职,毛泽东于是请他们把曹云芳也一起带来。时隔30年不见,两人都感慨万千。他们谈了很多,曹云芳谈起了罗哲不让自己吃辣椒的事,谈到了那个小木箱;毛泽东谈到了杨开慧,谈到了他给爱妻写的那首《蝶恋花》。

  这一次,曹云芳在北京住了20多天。在这段时间,她好好地在北京玩了一圈,看了看天安门,也在烈士纪念碑前驻足了许久。离开北京前,毛泽东提出要和她合个影,于是就有了下面这张珍贵的照片:

  这张照片中有两个可爱的小姑娘,她们是曹云芳和罗哲的两个外孙女,她们也是双胞胎,两个小姑娘是跟着外婆来城里见识一下的。毛泽东很喜爱这两个小丫头,拍照前自己掏钱给她们各买了一身新衣服,还特意坐在她们中间,看起来他心情不错。

  右边这位就是曹云芳,这身衣服是她进京前特意做的。在贵阳的这些年,她发挥一个革命老人的本色,带着乡亲们在老家搞建设。虽然此时她已做了外婆,但从照片上来看,她身上仍有一股女子英气在。

  离开北京后,按原计划曹云芳本该回到贵阳的,但她却临时改变了主意:

  她回了趟罗哲烈士的老家株洲市马家河。

  在丈夫的老家,她把毛主席和她的合影印了出来,交给了罗家人。她知道这个合影对丈夫的亲人们来说,意味着一份荣誉。而后,她来到丈夫的墓前,跟丈夫细细地“诉说”了他润之哥的近况。

  一封书信,诉说着一段传奇。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写信人毛泽东、收信人曹云芳,都已离我们而去。但这些文字记录下的温情,并没有随着岁月的变迁而减少。

  很多人读到这封信时,都感慨于毛泽东的好记性,28年前的战友他都没忘记。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些人,之所以能被他记住,根本原因正是在于:

  他们本身就足够优秀,值得被记住。

  这一点,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小家的罗哲,是这样;坚毅、不改初心的曹云芳,也是这样。正是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之际,扛起了属于他们的时代使命,才给了我们一个新中国。这样的人,毛泽东当然会记得。本期是毛泽东书信第15期,谨以此文纪念那些年为新中国拼过命的所有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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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罗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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